北宋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，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。然而，毕昇的这一伟大发明似乎并未在北宋很快流传开。直至上世纪90年代，也未确证有宋代的泥活字印刷品，以及字模、排版用的铁板等文物流传。
在几十年前，这甚至让韩国学者提出“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只是一种思想，并未实践使用过”的质疑。
亥母寺遗址全景（来源：甘肃省文物局）
可是，出土于甘肃武威亥母寺遗址的文物证明，在与北宋同时期的西夏王朝，泥活字印刷术却得到了显著发展，成为当时宗教传播与文化普及的重要工具。
究其原因，西夏独特的文化需求、资源条件与技术适配性，共同为毕昇活字的 “落地生根” 提供了肥沃土壤。
灵活性与经济性契合西夏需求
西夏对 “大规模文本印刷” 的迫切需求，是推动泥活字兴盛的核心动力。
西夏由党项族建立，虽地处西北草原戈壁，却极度推崇中原文化，尤其重视文教与宗教传播。据西夏文献记载，当时一次佛教法会所散施的佛经便多达几万卷甚至几十万卷，世俗教育中对儒家典籍、法律文书、医学著作的需求也极为旺盛。
若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术，每印制一种书籍都需刻制专属的木版，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。而毕昇发明的泥活字，具有“一次制模，多次复用”的优势，大幅降低了长期印刷的成本。
这种 “灵活性与经济性兼顾” 的特点，恰好契合了西夏对大规模文本印刷的需求。
少林木、多高岭土，泥活字就地取材
西夏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，为泥活字制作提供了天然便利。
泥活字的核心原料是优质胶泥，而西夏疆域内的祁连山地区，恰好盛产高岭土，是制作泥活字的理想材料。
反观中原地区，虽也有高岭土资源，但雕版印刷术已发展成熟，木材资源相对丰富，工匠更习惯使用木版印刷，对泥活字的需求并不迫切。而西夏地处西北，木材资源匮乏，若推广雕版印刷，需从外地大量运输木材，成本极高；相比之下，本地高岭土唾手可得，且西夏制瓷技艺已相当成熟（西夏瓷器在考古中多有发现，工艺水平较高），烧制泥活字的技术可直接借鉴制瓷工艺，无需从零摸索。
资源与技术的双重便利，让泥活字在西夏的制作成本远低于雕版印刷，为其普及奠定了物质基础。
一套西夏文字丁只需数千个
西夏文字的特点，降低了泥活字的制作难度，进一步推动了其应用。
汉字数量庞大，仅常用字就有数千个，加上生僻字可达数万个，因此制作一套完整的汉字活字，需雕刻数万个个字丁，工程量极大；而西夏文是党项族借鉴汉字创制的文字，总字数仅六千余个。这意味着，西夏工匠只需制作六千余个个字丁，就能满足大部分文本的印刷需求，大幅减少了活字制作的工作量。
而且，西夏自建立以来，就不断吸收中原文化：不仅采用中原王朝的历法、官制，还派遣使者到宋朝学习先进技术与文化。沈括所著的《梦溪笔谈》极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传入西夏。
西夏文泥活字字丁排成的印板
而西夏的学者和工匠在读到《梦溪笔谈》关于毕昇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后，意识到其的价值，并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进行了改良。正如西夏学专家史金波所言：“沈括《梦溪笔谈》的传入，为西夏人提供了活字印刷的思想启发，而西夏人则结合自身需求，将这一技术落地生根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泥活字印刷术。”
从武威亥母寺遗址出土的西夏文《维经》来看，西夏工匠不仅掌握了泥活字印刷的核心技艺，还在实践中不断优化改良，让泥活字在西夏的应用效果远超北宋时期的尝试，成为当时西夏文化传播的重要支撑。
毕昇活字在西夏的兴盛，从侧面印证了活字印刷术的先进性与适应性——它虽在中原“诞生”，却在西夏“成长”，成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与技术创新的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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